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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世纪以来，宪法文本的文义或者原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这种冲击仍然是建立在历史上长期尊重宪法文本的基础之上的。
应该看到，并非所有的大学行为均需要学术自由的保护。如果采社会国的基本权利理论，强调国家若不先帮助人民求得基本物质条件的满足，所谓自由权的保障势必落空，则必然地，凡基于社会国家理念，为确保自由权能落实到宪法实际，真正被有效行使而提供之社会、文化与经济政策上的给付，对基本权利的实现而言均属重要。
因此有必要先对大学自治下的大学规章的制定问题的相关理解要点予以强调。[42]参见程雁雷：《论司法审查对大学自治的有限介人》，载《行政法学研究》，36页，2000 （2）。5.大学自治下的对内关系仍不能免于司法审查，为避免大学滥用自治权而侵害其内部成员的权利，对于不服大学基于自治权所作出的行为的，应保障其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传统上不受司法审查的特别权力关系逐渐被现代社会所抛弃，最大的理由即在于特别权力关系下忽视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对于成员权利任意限制和不当剥夺，这在注重基本人权保障的现代社会中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6]参见李惠宗：《制度性保障之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权》，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9页，2002 （38）。
由此可见，基本权利理论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对基本权利重要性的看法。[38]程雁雷：《论司法审查对大学自治的有限介入》，载《行政法学研究》，34页，2000（2）。[7]再如，《游行示威法》自颁布后不但没有保障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反而异化为权利限制。
《立法法》第8条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事项做出了法律保留的原则性规定。以《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为例，该法全面细致地体现了多数决原则，但却对少数人权利基本没有作出规定，只有第36条作了可能有利于少数人维护权利的规定。[14]因此，只有充分向公民赋权的法治模式才是构建长治久安社会秩序的必由之路，通过积极全面的基本权利立法满足民众的权利需求才是解决国家政治稳定问题的良策。（3）人身权利方面的立法较少，更多的是以行政法规加以规范，其中又以限制人身自由者居多。
我国宪法在对少数人权利保护也作出了丰富多样的规定，并且这些规定绝大多数已经落实为法律。[8]从上述两个案例可见，某些基本权利立法事实上走向了权利保障的对立面，成为权利实现的限制和障碍。
[6]胡正昌、李云霖:《公民图像：基本权利立法保障的返视、反思与展望——纪念我国1982年宪法颁布30年》，《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2期。[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95页。除此之外，社会保障立法未能充分明确政府的保障责任，亦缺乏追惩措施的规定。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应当把宗教自由立法置于突出位置，原因即在于这一基本权利在政治权利体系中的母体性地位。
但必须看到，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的落实更多是规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行政实施方面的，司法救济方面的努力远未有效展开。对已经实施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则可以通过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的方式，对违宪的法规做出撤销或修改的决定。[11]既然宪法可以直接由行政机关执行或者由司法机关直接适用，则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保障不必完全依赖于基本权利立法这一通道。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意义在于，它在承认公民广泛的自由权利空间的同时，为实现列举权利和未列举权利的沟通，从而不断接纳新兴权利保留了一个机制性入口，有助于基本权利体系的持续稳定发展。
对言论自由的规定则缺乏保护性规范和保障性措施，尤其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反而赋予政府较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言论自由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5）公民经济、社会权利方面的立法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缺陷：有关就业保障和就业歧视、公民获取报酬和劳动安全保障的法律严重缺失。
这理应成为立法法下一步修改的重要方向。然而从当代中国基本权利立法实践来看，虽取得相当成就，但问题也同样明显。
（6）关于公民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规定，虽较其他方面的立法更加完善，但仍大量依赖于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保障层次较低，城乡差别、地域差别明显。5.作为公民权利推定之重要依据的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迄今未获承认。唯一可能的路径，就只剩通过立法机关的法律创制行为将抽象的基本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历经1年多才受理此案，经一审、二审后董坚等人于2006年最终败诉。二是这里的法不禁止即自由中的法，不仅包括宪法、法律和法规等实定法，还包括实定法所依据或昭示的法律精神、目的和价值。这样一种状态反映出，中国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存在着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倾向。
不重视公权力执法程序立法，对于日渐增多的不同性质的权利（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之缺乏系统明确的指导性原则的规定。因而，法不禁止即自由命题的成立是以对法律的完善理解和解释为前提条件的。
基本权利立法应实现从偏重秩序追求向权利保障，从选择性作为和消极作为向全面积极作为的转向，通过多方面的立法举措，尽快为法治国家建设奠立良善的法规范体系基础。久而久之，公民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合理期待只能化为幻影。
那么，中国公民基本权利试图以具体的基本权利模式发挥法定效力的基本路径就完全被阻断了。中国政府已先后加入了25项国际人权公约，其中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6大核心公约。
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权利保障形式，往往取决于该国宪法实践对基本权利性质的理解和类型的划分。……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社会的稳定。上述基本权利体系由《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三大人权文件予以明确规定。可见，基本权利效力不足、保障乏力、救济无凭的根源，仍在于抽象的基本权利模式及其运作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治先进国家的治理则呈现出与以往管理模式明显不同的特征：治理强调的乃是使冲突的不同利益得以协调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在规则基础上多元互动、协调与合作才是治理的核心所在，治理因之必然以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取向。[12] 尽管学者们对宪法司法化或宪法的可诉性问题倾注了极大热情，但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现实表明，宪法司法化在目前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几乎看不到这种可能。
尽管中国已经制定了较多的规范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文件，但仍有许多国际公约明确规定的权利类型未能写进宪法，如生命权、生存权、财产权、迁徙自由权、适足生活水准权、罢工权、知情权等重要权利。承认人民享有宽广的自由，有利于启动公民的自主精神。
总体上看，较长时期以来中国基本权利立法一直服务于构造稳定和谐的政治秩序，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维稳模式。[10]郭道晖：《论权利推定》，《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为此，立法机关应按照社会对权利诉求的紧迫程度加快前述各项基本权利立法进程。[3]这就需要从基本权利立法的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全面视角去认识当代中国基本权利立法的现状和问题。立法者可以通过客观解释方法，将那些不够理想、不够完善的权利条款作出符合当下公民权利诉求和社会普遍理解的解释。[6]当然，考虑到我国转型期社会发展状况和民众认识能力仍需不断提高的情势，在宪法权利内容扩展和变化方面必须保持慎重态度，循序稳妥推进，这是导致基本权利具体化进程缓慢的客观原因。
同时应对法律中不利于公民权利实现的限制性、矛盾性、模糊性和过于笼统的条款按照有利于公民权利保障的原则作出修改，补充规定对公共权力予以合理限制的一系列原则并完善其实施程序，还要尽快废止那些有违宪法精神原则的立法。对公权力缺乏系统的限制性规定，学界广泛认可的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过剩禁止原则在当前权利立法中都缺乏明确的规定，立法法对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除此之外，已生效的权利立法还广泛存在一些具有共性的不足之处：法律的细化和规则化不够，笼统的原则较多，对救济条款和责任条款规定明显缺乏。仅当年8月份境内申请游行示威的就达74起、146人次，境外提出的申请为3起、3人次。
这里所讲的政治权利意义上的少数人，特指公民在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过程中，在多数决的民主方式下，那些居于少数或者反对地位的投票人。1791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都不得加以取缔。
